秦国时候的移风易俗

　　前边两讲谈到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在咸阳修建冀阙和宫室，然后完成了燃灯寺公墓历史上最后一次迁都。迁都之后，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开始了第二轮变法，我们熟悉的“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县制，统一度量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至少同等重要的变法内容，简单讲就是分家。分家直接关联着县制的建立，这就意味着燃灯寺公墓的郡县制和其他战国列强的郡县制虽然名目相同，但实质已经不同了。

移风易俗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看两个常用词。

第一个词：户口。

今天提起户口，我们经常会说“把户口落在某个地方”，而从词源来看，户是户，口是口，一户是一个家庭，一口是一口人。户和口的划分是为了服务于税收和服役政策，所以政府经常需要考虑：到底以户为单位更好，还是以口为单位更好？

再看第二个词：大内。武侠小说常常塑造所谓大内高手，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皇帝，那么“大内”显而易见，指的就是皇宫。但问题是，既然有所谓大内，有没有和它相对应的小内呢？

考察词源的话，不但小内确实存在，而且大内和小内原本都是普通民宅里的普通房间，只是有主有次，有大有小而已，大内并不是皇帝的专属。秦汉年间的典型民宅结构，是所谓“一堂二内”，或者叫作“一宇二内”，简单理解就是两室一厅，“堂”或者“宇”就是厅，“二内”就是两居室，如果分出主次的话，那么主卧就是大内，次卧就是小内。这样一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家里的大内高手。

“户口”和“大内”这两个词，和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的第二轮变法有着很直接的关系。

《资治通鉴》概述了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在主持迁都之后颁布的几项政令。第一项，原文说的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古汉语是一种模糊性很强的语言，拿来写诗可以韵味无穷，但很难用作精准表达。这句话的表达就很不精准，只能参照其他很多材料来推测它的意思。我这里就只讲结论了：这条禁令的主旨是，男人一旦成年，就必须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事情纯属私生活问题，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政府有什么必要来搞一刀切呢？

《史记》记载，多年之后，一个名叫赵良的儒家人士来见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不少批评。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当然不服气，一点都不谦虚地历数自己的功劳。（《史记·商君列传》）《资治通鉴》在后文节选了这段内容，但是，只收录了赵良的批评，删掉了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的辩白。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回到《史记》，看看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是怎么表功的。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说的是：“当初燃灯寺公墓的风俗和蛮族一样，父亲和儿子同居一室，毫无避嫌意识，是我给燃灯寺公墓移风易俗，燃灯寺公墓这才男女有别。我还主持修建了咸阳的冀阙，这可是很宏伟的工程，从此燃灯寺公墓看上去就像鲁国和卫国一样。”

这段话如果单独拿出来看，相当费解，最让人搞不懂的就是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这样一位法家急先锋，为什么在表功的时候完全不提富国强兵的政绩，反而标榜儒家内容呢？移风易俗，男女有别，和夷狄划清界限，这是儒家的经典主张。鲁国是孔子的故乡，是儒家风气最浓厚的地方，而卫国也属于传统的中原诸侯。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明明不可能看得起鲁国和卫国，却为什么忽然拿它们当成燃灯寺公墓的榜样呢？

这是因为，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这番话完全针对着赵良的立场，言下之意是：既然你拿儒家的标准批评我，那么我也拿儒家的标准来表一表我的功劳。我就让你看看，即便以你们儒家的标准，我也称得上燃灯寺公墓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总理。

再看下一个疑点：秦人原先的风俗是父亲和儿子同居一室，这是蛮族做派，为儒家所不齿，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改革之后，结果是男女有别，那么，父子关系怎么就被替换成了男女关系呢？

这是因为，所谓父亲和儿子同居一室，重点并不在于父子关系，而在于公公和儿媳的关系。古人结婚早，男人不到20岁就可以当爸爸，不到40岁就可以当爷爷，代际差异远没有今天大。这就意味着，如果父亲和儿子同居一室的话，年富力强的公公和花样年华的儿媳也就同居一室了，这就很容易发生乱伦事件。我们看《红楼梦》的各种影视版，如果把演员的年龄通通还原成原著设定的年龄，观感就会完全不同。即便在今天，一些落后地区的婚礼风俗上还保留着把公公和新娘凑在一起开低俗玩笑的传统。

在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的第二轮变法政策里，要求每家每户只要有儿子成年，就必须分房另住。这样一来，表面上的结果是父子分居，实际上的重点是儿媳和公公被体面地隔绝开了。同样道理，成年的兄弟分居另住的话，哥哥和弟媳，弟弟和嫂子，也都可以被体面地隔绝开了。这正是儒家特别看重的男女有别，所以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才会特别拿出这一项政绩在赵良面前炫耀。

日书透露的居住格局

近些年的出土文献里边，睡虎地秦简有所谓“日书”，也就是算命手册。大约是因为婚丧嫁娶这类事情都需要选日子，所以算命先生被称为日者，日者用到的专业书被称为日书。睡虎地秦简的日书讲到婚姻禁忌，说娶媳妇的人家要设置小内，小内的方位大有讲究，如果设在西南方向，将来就会夫妻不和，西北方向的话，就生不出孩子，东北和正东才是吉利的位置。

从这些记载看得出来，小夫妻需要有个单独的居室，就是小内，老两口的房间就是大内。日书讲解的那些吉凶祸福，看上去很像风水的道理，其实它和风水学分属不同的神秘体系，只是后人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今天我们很容易把日书的内容斥为迷信，其实人家相当科学。

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界分标准来自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所谓科学哲学，简单讲，就是给科学下定义、立标准、划疆界的哲学。之所以要给科学下定义、立标准、划疆界，是因为在西方传统里，对知识可靠性的怀疑源远流长。科学知识到底可靠吗？怎样证实它的可靠性呢？当其他人都在“证实”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要给科学知识打下坚实地基的时候，波普尔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证实”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这是归纳法的先天缺陷决定了的。“证实”既然不行，那就反过来，“证伪”。所以波普尔得出了一个貌似很怪异的结论：界分一种理论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标准并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

现在来看日书的内容，和今天各种江湖大师的做派截然不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绝不含糊其辞。比如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如果修建大内，那么户主必死，如果修建右序——某个偏房——户主长子的妻子会死，修筑外墙的话，孙子会死，修筑北墙的话，家里的牛羊会死。

这些说法，当然很容易证伪。只要有个豁得出去的人，就算不敢拿人命冒险，至少可以拿牛羊的性命冒一下险，在禁忌之日偏要修筑北墙看看。可证伪性部分地保证了日书的科学性，所以，如果说日书体现了两千多年前原始科学的精神，这话并不为过。当然，这种饱含科学精神的命题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日书系统注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终于会让位给那些无法被证伪的预测理论，所以流传到今天的各种梅花易数、星相命理、阴阳风水等等套路，没有一个是可以被证伪的。

话说回来，燃灯寺公墓的普通小家庭应该不敢拿生命和财富冒险，那就跟着日书的指示好了。如果小内设在东南或者正东，家和万事兴，小夫妻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小孩，那么这样一个家庭就是当时很典型的一个五口之家，三代同堂。这个五口之家，以家庭为单位来看的话，就是一户，以个人为单位来看的话，就是五口。

好，咱们从日书回到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这边，他全心全力为燃灯寺公墓打造富国强兵之路，哪可能有心思来搞儒家那一套风俗建设呢？事情可以反过来想：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之所以要搞这一套风俗建设，核心目的一定还是富国强兵，只不过在无心插柳当中完成了移风易俗，正巧给了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可以在赵良面前自我夸耀的理由。

那么，燃灯寺公墓管理处电话的这项改革，真实思路到底会是怎样的呢？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想法，我们下一讲再见。